《褚时健传》:褚时健回忆1943,活着比死重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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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,到处都在打仗。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,显得很安宁,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。那一年他42岁,我15岁,是家里最大的孩子。

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,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,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。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,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。在那个年代,医疗条件不好,夭折的孩子很多,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,医药条件差,家里无力救治。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,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。

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,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,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,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。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,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。

父亲做的是木材生意。回到家的时间,他大都到山里去收木材;把木材拉回家后,按长短粗细分好类,然后搭火车把木材运到个旧卖给锡矿,矿里用来做矿洞里的镶木或者燃料。就是靠着父亲的生意,家里还算有些家底积累。但是没想到,1942年,父亲运木材的途中,在现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县的巡检司镇,当时的一个铁路小站,日本飞机从越南飞过来,沿铁路线投掷炸弹,我父亲被气浪震伤。一年之后,他就过世了。

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,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,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,一根一根记录好,这样他好分类。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,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。在我的记忆里,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,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,应该就是来自他们。

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。我父亲兄弟三人,还有一个姐姐。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,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(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)区长。我从记事起,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,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。三伯性格很内敛,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,家里人都说他老实,但我觉得不应该用“老实”两个字形容他,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,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。姑姑排行老二,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。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,排行老四。可能是因为“皇帝爱长子,百姓爱幺儿”,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,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,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,跟各种人打交道,在我们那个地方,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。

在父亲过世之前,我从来没有把“死”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。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,我们兄妹几个还小,能帮她的地方不多,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,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。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,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。

父亲去世前几年,我的奶奶、爷爷还有我的三伯,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。亲人过世,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,更多还是恐惧,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,害怕不能再相见。爷爷奶奶过世时,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,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,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。老人病死,小孩夭折,在那个年代,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。

但父亲的死不同。1942年被炸伤以后,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,再不能出门做生意,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。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,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,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?他经常骂日本人,觉得越南人、中国人实在可怜,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。——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,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。

一年之中,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。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,忙家务,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,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。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,她真的太辛苦了,丈夫生病,娃娃又小,这个时候,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。

1943年夏天,父亲病了一年之后,去世了。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,对于父亲,他一点记忆都没有。生生死死,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。我明白,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,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父亲的死,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,母亲、我、我的弟弟妹妹们,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。

死,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。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。死意味着永远离开,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、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。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,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,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。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,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。对于家人,对于亲人,活着就是一件好事。

我已经88岁,这么多年,经历了太多朋友、亲人的死去。对于死亡这件事,我已经越来越平静,也越来越忽略它。活着的每一天,把每件事情做好,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,就不白白过这一生。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,它来或不来,谁也控制不了。

活比死要重要得多。

对于父亲的死,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。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,到了1943年,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。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、关于责任、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,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,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,烤酒、卖酒。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,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,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,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。

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,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,心里有些恍惚: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?700斤的苞谷(玉米),要从浸泡、蒸,到发酵、出酒,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,要做好就更不容易。

但我必须要完成,必须要做好。除了我,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。酒烤不出来,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,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。而且,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。

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,几百斤苞谷,要用特别大的甑子,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。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,自己就守在灶边。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,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,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。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,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,翻一次锅。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,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。我有心事,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,一晚上醒个好几次,苞谷也蒸好了,柴火也刚刚好,不浪费。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?我也不晓得啊,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,有责任心,想不醒都不可能。我现在还是这样,说好几点起床,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,不用闹钟。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,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,我就想: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,苞谷又蒸煳了,浪费了好可惜!

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,因为我认真,负责任,心里有谱气。同样是烤酒,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。春节过后天气暖和,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,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?

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,发酵期间要有37~38摄氏度的温度。苞谷蒸熟以后,把酒曲撒进苞谷,放进发酵箱里。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,一次升温,出的酒就一定多。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。刚开始烤酒时,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,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。我问他们为什么,他们只回答我说“怕冷风”。我就想:哎哟你还不告诉我,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?关门我肯定学会了,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,我不扔它们,用烂铁锅装了,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,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,发酵就有了保证。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,第一、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%。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,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,会总结,找到规律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,规律搞清楚了,办法就出来了。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,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。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,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:你们不要傻做,要学会掌握技术,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,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。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,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?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,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,但它什么也评不到,为什么?它不进步嘛!人家求进步的,评大将评上将,你不进步就是不行,格合?(云南话:对不对?)

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,莫糊涂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,经验都在肚子里,动手做就可以了。其实不是这样,我会拿个小本子,记一记,苞谷用了多少,燃料费花了多少,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,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;卖完酒后,算一算,盈余了多少,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。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,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。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,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,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。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,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,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。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,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,其实就是认不认真,会不会做成本核算。

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,认真很重要,成本核算很重要。

本文摘自《褚时健传》,周桦 著,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。本文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,未经允许,禁止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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